非遗传承人与当代生活

      近半个世纪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让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中“物”与“人”的本质差异：前者呈现历史，又被时间销蚀，具体的“物”嵌入文化遗产时因其唯一性而价值显著；后者传播历史，依赖时间繁衍，具体的“人”创造文化遗产时因其卓越性而影响深远。前者由后者嵌入文化遗产，后者因前者实践其智慧与创造力。也就是说，“物”的唯一性与历史性，成就了物质文化遗产的功用与知识；“人”的创造性与传承性，成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与智慧。当然，“物”与“人”是文化遗产的“两面”，“物”因“人”而精妙绝伦，“人”因“物”而闻名遐迩。“人”与“物”相得益彰，文化遗产作为一宗优秀的历史作品得以面世传承。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既是时代使然，也是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

      现代化与全球化是非遗保护运动的基本语境，其主要影响在于人类居住形态的城镇化与生产生活形态的市场化，因此，非遗的城镇化过程与市场化保护，成为我们思考国家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基本前提。

      理解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一个维度是文化转型。传统农业生活、传统价值观念、传统生产模式，都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发生变化，现代生产与消费，全球流通与创新，极大影响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与选择，顺应市场社会、融入全球过程，成为当代文化转型的典型特征。传承人的生活空间与文化历史正从乡村转向城镇，这种转向，既是空间的转向，也是方式的转向。历史的遗产有一种现实的惯性进入当代生活，其前提是传承人必须进入当代生活。看起来这是个假问题，当代的传承人怎么还需要进入当代生活呢？仔细想来，这个问题需要严肃讨论。

      当代生活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转型状态。整体上看，发达地区的转型更快、更全面、更深入，落后地区的转型相对较慢、程度较低。从传承人的例子来说，同样在当代的时间范畴中，一些传承人就没有进入当代市场生活，更没有在全新的生产关系中将其传承的遗产带入当代生活。相反，部分传承人积极参与当代市场生活，塑造自己全新的当代人身份，重新激活文化遗产的现实功能，“人”的创造性唤醒了“物”的当代价值，由此，传承人进入当代生活，带来了非遗的新生命。

      正因为我们将传承人与当代生活紧密地关联起来，所以我们才发现今天的国家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特别重要，它不仅从基础权益上保障了传承人的文化遗产传承地位，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乡村传承人与都市传承人的不同价值，尤其对都市传承人的保护予以更具探索性价值的关注。而当前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国家战略，既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也利于传承人在乡村振兴的宏大语境下进入当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