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流变让非遗在日常中传承

     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截至2021年，我国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已公布了四批共1557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公布的584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我国入选名录项目共42项，入选项目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主要聚焦于专业性保护与制度性保护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从非遗的本体性与规律性角度进行学理性探讨，在搜集相关实物资料进行保存的基础上，通过记录、分类、建档，用文字及数字化方式进行记录与保存；后者则从非遗赖以存在的制度语境与法律规章的建构角度着力，如建立各级名录保护制度和国家级传承人名录制度等。

　　活态流变规律的提出

　　对于非遗保护，王文章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积极性保护原则；整体性保护原则；活态性保护原则。其中“活态性”保护的提出，对于如何让这些遗产在当下“活”起来极具启发性。非遗传承的基本规律是恒定性和活态流变性。恒定性是指人类的智慧、思想、情感和劳动创造积淀的一些规则，活态流变性则是指它会在传承的进程中发生自然演变。不言而喻，每个时代的人在从事他们的传统技艺或者实施民俗与礼仪时，都会因着他们的时代观念的改变而使其审美取向发生变化。同时，时代演进带来的生活方式与技术、材料的更新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符合非遗规律的时代流变，也正因这种活态流变使其恒定存在。因此，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要充分认识与尊重这一现象与规律，这样，遗产才能摆脱其固化的特性，成为与时俱进的社会财富与生活的营养。

　　“活态流变”既强调了哲学视野中的时间发展观念，也包含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交往理论。这无疑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一条更新的思维与实践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非遗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与我们的精神、情感、思维方式相联系，它往往是以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出来的。也正因其与生活的紧密关系，评审非遗名录的重要标准便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确认各民族和有关文化社区特性之手段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使各民族和各社区关系接近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非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成为一个潜在的认定标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中，就据此将既往非遗项目划分为10项拓展为13类，包括：语言，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传统武术、体育与竞技，传统美术、工艺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与其他工艺美术，传统医学和医药，民俗，文化空间。无疑，这一分类尤为强调非遗与生活形态以及人们的生产、情感和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像《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等少数民族史诗和一些地方戏曲中的方言原本就是存在于日常的生活交流中的。生活本身才是非遗存在的母土，任何脱离赖以生长的土壤的保护都是无本之木。随着时代、环境、生产与生活条件、审美趋向的变化，存在于整个传承链条上的每一个时代的传承者都会把自己的独特经验融入其中。这样，非遗就是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体。这也是非遗传承中恒定性与活态流变性的具体体现。也正因如此，非遗才有可能作为传统而持久延续。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就是尊重它，让它能够按照其自然发展的规律去自然演变。

　　非遗保护的第三方介入

　　如果说专业性保护与制度性保护是非遗传承的一体两翼，那么日常生活的介入就是非遗保护的第三方重要力量。笔者清晰地记得，童年时每逢节庆时，家乡小城镇甚至街头巷尾会出现各种民间庆祝活动与仪式，如踩高跷、扭秧歌、划旱船等，这些活动与生活水乳交融，参与者众，观众介入其中也毫无门槛。而如今此种现象实属罕见，一些重大节日仅仅象征性地出现在某些固定场所。非遗作为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与社会公众的广泛联系，也决定了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与积极参与保护的热情，从而与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相关政府机构、团体及社区共同构成了非遗的保护主体。这样才能有效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达到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非遗”保护的效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考虑到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可见年轻一代正确认识非遗，自觉参与非遗保护，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非遗保护的未来。而如何让青年人认识非遗才是问题核心，仅仅通过书本教育与宣传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生活化存在带给他们鲜活的认知。

　　在历史进程中，非遗多是作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存在，这也带来了非遗的日常性。后工业时代对于非遗活态传承的主要症结在于相关主体没有将既往的日常生活体验转化为当下的日常经验。时至今日，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传媒时代，如果说，以往的非遗与生活的联系是以现场的方式存在的，那么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媒介将现场予以保存或还原。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中，多达1214项在抖音上都有相关内容的传播，可以说几乎每一种非遗都被记录下来了。如京剧老生王珮瑜在抖音上所发起的挑战“我要笑出‘国粹范’”相关视频的总播放量达到26亿次。如今，非遗在最具时代特征的短视频中传播已然不是偶然现象了。这无疑是一个最生动的日常化介入非遗保护与传播的案例。日常的介入以融入生活的方式一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所固有的严肃而刻板的印象，更容易让人亲近并获得认知。

　　由于日常的介入，对于非遗原有的认同方式可以被更新的生活方式所经验化。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借助各种生活化的方式与话语形态，通过“新媒体”“云技术”“大数据”等时代手段将原本小众的非遗精准对位受众的同时，还可以将其投放到广阔的生活空间中，让海量的日常去点击它、激活它。

　　一段时间以来，非遗叙事实际上处于一种关于学术化与规范化探讨带来的紧张与困惑状态之中。当非遗保护与传承被纳入国家文化保护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时，非遗被赋予的国家性宏观义涵便导致将其原生态价值与传承责任作为保护与传承的核心，逐渐发展出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态度，而忽略了作为活态传承的日常土壤。非遗叙事主体被局限于传承人身上，随着时间流逝，以传承人作为主要载体难免带有不确定性。当下，日新月异的生活与交流方式对集体记忆的述说与传递、记录与保留和过往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只有像尊重非遗规律一样去尊重日常规律，才有可能将二者看似矛盾的方面加以转化与重构。让非遗在日常生活的流变中焕发生机，无疑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个课题与契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